钓鱼岛已很难继续“搁置争议”

刘建平

中日两国刚就控制钓鱼岛事态进行了外交接触，日本还递交了首相表示重视“战略互惠关系”的亲笔信，但东京都9月2日就在钓鱼岛海域进行实地调查，显示其“购岛计划”照常进行。历史似乎在重演：当年小泉纯一郎首相在参拜靖国神社引发中日关系危机后，也曾搞亲笔信外交，但事后依然故我，导致中日关系陷入长达数年的“靖国冰河期”。

邦交正常化40年来的中日关系一直因为“历史认识问题”和“钓鱼岛问题”而周期性恶化；前者意味着日本对侵略战争受害国家的蔑视，而领土纠纷则加剧着日本利用日美同盟遏制中国的“敌视”。在当前的“钓鱼岛危机”中，日本甚至释放动用自卫队的空气。但中日真的要开战吗？从邦交正常化到缔结友好和平条约，中国一直对日本倡导搁置钓鱼岛的主权争议，两国相约“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也就是说，处理“钓鱼岛问题”的任何武力威胁都是破坏中日邦交与和平友好条约的，必须通过外交交涉给以追究。

日本重视维持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享受“作为市场的中国”之巨大利益，但又推动钓鱼岛现状从其“实际控制”到“实际占领”的演变。日本要实现政治经济双赢，就将尽可能避免与中国发生“钓鱼岛战争”。为此，作为国际政治环境整备，日本通过2010年的撞船事件取得美国关于“日美安保适用于钓鱼岛”的言质，赞助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海洋岛屿纠纷。而作为国内社会环境整备，日本通过东京都“购岛计划”推出议题以打破中日之间“共同不开发”的现状而谋求单独开发，并发起“购岛募捐”作为调动“领土爱国主义”的连续性情节广告。在“东京都购岛计划”刺激出中国的强烈反应后，政府便推出“国有化”议题，即以东京都“购岛计划”的登岛可能性向中国施压，诱导中国接受日本政府主导的“钓鱼岛交易”。

日本的外交谋略在中国没有得到严肃的解读，舆论更处于被诱导的状态，主要反映在将东京都“购岛”斥之为“日本战略焦虑”、“极少数政客的闹剧”。事实上，既然“钓鱼岛危机”一再发作，就应该正视“搁置争议”的“友好大局”已不复存在的现实。而把中日关系的国家利益冲突藐视为“少数右翼分子”搞“小动作”，这种脱离实际的传统意识形态想象对于中国的外交决策更是一种干扰，使之不能从严肃的国家间政治责任出发设置媒体议程和外交议程，没有及早在道义和主导权的高度遏制住事态的发展。

扭转事态的可能在于革新对日外交，正视“搁置争议”的不良后果而立即着手谈判解决“钓鱼岛问题”。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时田中角荣首相和周恩来总理就“搁置争议”达成共识，相约“以后再说”。但日本现在公布的档案是“1988年9月的打印稿”，其中既无“以后再说”，甚至说周恩来也称“尖阁诸岛”，至为离奇。日本学者根据这种明显荒唐的资料论证“不存在领土问题”。事实上，如果不承认“钓鱼岛问题”，中日邦交不可能存在。这是当前中日交涉的根据。

中国的对日外交必须强化主体性。民粹行动解决不了国家间政治问题，更不能把它作为外交缺位的掩饰。而用“全程未登岛”的舆论诱导来掩饰“东京都实地调查”问题的严峻性，实际上是放任由日本主导事态发展。这可能再次刺激中国民众的强烈反应，而激烈的舆论将不断满足日本强化实力应对的口实需求。一旦失控，无论谁胜谁败都是两国外交的失败，并将创下再难和解的巨大伤口。总之，现在是放弃“搁置争议”幻想，着手谈判解决并给以明确的国际法结论的时候了。